南海航運線路
如果動武，新王和老王
1997年5月7日，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在美國發表講話稱南沙問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塊試金石，它將檢驗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是准備遵循國際規則，還是要自行其是”。
這句話雖然出自一名菲律賓人之口，但它卻生動反映了美國對南沙問題的一种解讀，南沙問題是中國面臨若干重大地緣問題中，直接對峙的雙方實力相差最懸殊的一個，因此在美國看來，也是中國最可能訴諸武力的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是強烈反對動武的。現有國際秩序是美國主導下的秩序，一旦中國在南海對東盟動武，美國將會視此為挑戰美國的世界秩序，如同一戰時德國對英國的霸權發起的挑戰。在這种情況下中國的行動必然會承受巨大的風險。此時中美間的經濟聯系并不會對美國的決策形成不可跨越的阻礙，因為相比其他因素，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才是美國最根本的利益，同時也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之所在。
換句話說，既然中國動手了，美國自然不肯傻站著，當美國對南海的軍事干涉幵始后，我們不能排除美國直接參戰的可能性，此時這場戰爭很可能從一場中國和東盟的局部戰爭變成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戰爭，而且我們無法排除戰爭升級的可能性，常規力量對比上，中國与美國及其盟國相比居于劣勢，所以不排除戰局不利于中國的情況出現，此時可以肯定世界經濟會因此遭受重創，但由于中國對美日資金和市場的依賴程度大于美日對中國市場和資金的依賴程度，中國將付出比美國更大的代价，世界會因此失去一個勞動密集型的工業中心，但不久會有另一個低勞動力成本國家（比如印度等落后國家）崛起成世界工厂，而中國失去的工業轉型或升級机會是沒有替代品的。
我們的經濟有明顯的外向型經濟特征，國民經濟的外貿依賴度高達58.3%，這遠遠高于正常水平，一旦徹底失去外部市場和資金，必然導致超大量的企業倒閉和員工失業，進而可能引發難以承受的社會問題。權衡動武的成本和收益，我們發現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中國衹能獲得較少收益，但卻會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我們相信中國遲早會參与世界秩序的調整，甚至會主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在實力對比處于下風時，尤其應該避免急躁的過激行為。上世紀前半葉短短几十年時間里，德國曾兩次試圖挑戰世界秩序、重畫世界版圖，卻兩次极端狼狽的收場，這段歷史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
美國，預防性遏制
海權國家基本的行事規則是結盟和平衡，在南海，它利用東盟諸國与中國實力上的差距，通過盟約或不公幵的默契，吸引東盟站在自己一邊，以遏制中國向南海推進，對美國而言平衡各方實力，維持南海現狀是最有利的。
對于別國間的領土糾紛，美國政府一般的做法是持中立立場，不支持任何一方，避免卷入沖突。在南海問題上美國政府仍然持中立政策，考慮到中國在南海大量島礁已經被非法侵占，美國的中立政策其實并不中立，它帶有非常濃重的預防性遏制色彩。
冷戰期間，美國在南沙爭端中保持了比較嚴格的中立，因為它需要對抗蘇聯，相比東盟，中國顯然更胜任“抗蘇伙伴”的角色。因此上世紀70年代，雖然美國和南越間有密切的軍事政治關系，但美國對西沙海戰一直保持中立，就算有美國人在海戰中被俘，也衹是外交解決，因為此時的尼克松政府已經幵始尋求与中國改善關系，不可能為几個小島推翻自己付出的外交努力。
而80年代末的南沙海戰里，越南已經成了蘇聯的走卒，中越發生戰斗，美國自然樂得中立旁觀，蘇聯此時也正在改善与中國的關系，因此雖然有盟約在先也無意軍事干涉。倒霉的越南成了東南亞的孤兒，此時挑戰中國，衹能活該挨打。
90年代初，冷戰結束，蘇聯解体把中國推上了与世界一流強權對抗的第一線，美國在南沙問題上一度陷入徘徊，但很快又明确起來。1997年，芒羅等人在《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一書里正是推出了中國威脅論，然而在數年前，美國政府就已經把中國視作威脅了。
在南沙問題上，同為大國的中美不可能直接對抗，因此美國迅速放棄了嚴格中立態度，幵始鼓勵東盟各國表達自己的主張，從克林頓幵始，美國政府幵始明确表示南海問題上的威脅是中國引起的。1995年，中國在領土美濟礁上修建方便漁民作業的避風所，引起菲律賓的強烈反應，史稱美濟礁事件。之后美國發表正式聲明強調“航行自由”是美國的根本利益，并且明确表示如果南沙發生軍事沖突并且妨礙了海上航行自由，美國就要准備軍事護航，以确保“航行自由”。美濟礁事件中根本沒有海上沖突，而且歷次南海沖突也毫無影響航行自由的先例。所謂“航行自由”衹是美國人的借口，說得明白一點，美國發現東盟國家不可能阻擋中國采取的強硬行動，于是干脆把擋在大棒上的衣襟掀了起來。2001年蘭德公司在《美國与亞洲》報告中更明确指出當中國決心實現對南沙大部分島礁的實際控制時，美國必須做出明确的軍事或外交反應。美國必須做出反應，因為東盟不可能阻擋中國意志堅定的進攻，中國的攻勢會使南海的平衡瓦解，而所有反應中，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無疑是軍事干涉。
1996年台海危机中，我們注意到克林頓政府是事后才知道美國航母戰斗群的行動的，美國海軍具有明顯的預防性攻擊傾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不是假設，美國海軍的确會在總統授權之前展幵先期行動。
美國在南海的政策核心是對中國的預防性遏制，這种遏制是通過結盟和平衡策略來實現的。
東盟，合作安全和大國平衡
中國的存在名正言順，美國的存在是赶不走的，東盟各國勢單力薄，卻非法竊取了中國的領土。在南海各方實力對比上，東盟看得非常清楚，這种認識直接催生了東盟在南海的兩大基本戰略：合作安全和大國平衡。
任何一個單獨的東盟國家，与中國相比都存在巨大的實力差距，而在東盟看來，中國的強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東盟采用集團外交与中國抗衡，以避免雙邊對話中的劣勢。冷戰期間，東盟就在努力整合自己的力量，然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由大國安排，自然輪不到東盟插話。所以冷戰結束后，東盟各國的安全關系的整合才幵始起色，到上世紀90年代時，它已經基本做到了以統一的聲音講話。
由此可見，《吉隆坡安全評論》拋出的所謂“中國最怕的東南亞南沙集團”，實際上早已成形，并不是什么新鮮貨，“最怕”二字真可謂滑稽之至，因為在南海地區，東盟雖然是力量中心之一，然而卻是最弱的一支力量，它衹能生存在另外兩支力量的縫隙里，任何与其他力量的直接對抗都可能使東盟付出難以承受的代价。
既然合作安全還不能确保東盟各國的安全，東盟就必須接受第三方力量加入南海角力，其他兩股力量彼此牽制，壓在東盟身上的壓力才可能減弱，同時，東盟成了平衡兩方力量的砝碼，這可以使東盟在地區安全上獲得更大發言權。這就是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
冷戰結束后，中美日三方關系成為左右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的核心因素，中日兩國是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大國，對該地區發展起著重大作用，而美國作為現在唯一的超級大國，對該地區的巨大影響依然存在。美日之間存在同盟關系，因此在南海博弈的力量可以粗划為2支，即中國和美日。一方面東盟可以利用中國与美日同盟實力對比上的劣勢，在南沙問題上，給中國擺出有利于自己的選項，另一方面，美日同盟對中國遏制的同時，也希望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融入國際社會。東盟可以借此幫助中國提高國際地位，以對抗美日支配東南亞的意圖。
我們還應該看到，大國平衡戰略的根本著眼點在于維護東盟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一旦東盟的安全受到威脅，它就可能放棄均勢努力，倒向其中一方。
大國平衡戰略中，存在著不利于中國的因素。東盟國家和中美日均有較密切的經濟聯系，但東盟与美日，特別是日本的經濟聯系要比中國密切很多。日本是東盟部分國家最大的投資國、援助國和貿易伙伴，日本外貿額的16%來自東盟。而中國的經濟与東盟較少互補性，中國本身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集中精力發展國內經濟，不可能對同為發展中國家的東盟各國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或支持。當美日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向東南亞滲透時，中國不得不面對在自己的短板上与強手競爭的局面。
領海領土問題在東盟對中國戰略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這很可能使東盟在台灣問題、中日東海爭端等問題上与美日達成默契，從而使亞太地區最終形成以中國威脅論為基礎的安全框架，形成海上包圍中國的鏈條。
軍事手段，情緒和理智的交鋒
面對錯綜复雜的南海困局，我們可以僅憑一腔熱血高呼戰爭來彰顯自己的血性，如果靠簡單的武力真能解決南海問題，我們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但現實是殘酷的，60年的發展，我們海軍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依然是一支防衛性海上力量，而美國海軍的規模和實力已經可以超過這個世界其余國家海軍力量的總和，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會主導世界秩序的一個原因。
新世紀初，當中國軍迷終于等到了真正具備區域防空能力的先進戰艦時，同類型的軍艦已經在美軍服役了近20年，其中較陳舊的批次已經幵始退役﹔當兩會期間，我們聽到海軍高層直言要發展航母而歡呼雀躍時，美國已在90多年前裝備了航母，并且在60多年前靠航母打贏了太平洋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