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變閣》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書名“溫家寶變閣”，不僅是說溫家寶第二屆內閣人事將有變動，“長江后浪推前浪”﹔更是說，第二屆內閣的整個結构都會大變，“總把新桃換舊符”。（明鏡出版社供稿） 還有一些方案是：衛生部、葯監局、計生委、中葯局等有望組成一個新的部門﹔而質檢局、工商局等市場管理部門，以及檢驗檢疫和海關等也會重新整合﹔農業部、水利部、林業局將合并為新的農林水利部﹔環保總局、气象局合并為環境保護部﹔交通部、鐵道部、民航總局、國家郵政局合并為運輸部。 据悉，“大部制”方案中寓含有“三權分立”的意圖，不過，三權并非西方所說的“行政、立法、司法”，而是“決策、執行、監督”。接近官方的學者宣稱，這种“有中國特色的三權分立”，是与此前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跳出簡單的政府部門撤并組合，跳出精簡了再膨脹循環，是中國政治的“大手筆”。 何頻認為，現在很難評估“三權分立”引入行政体制內的效果，但真正的重心應在：“大部制”小權力。如果“大部制”權大無比，還不如不改。 環保總局升格為部少异議 北京政治觀察人士對多維社介紹，這次“大部制”改革，最少异議的是將環保總局升格為環保部，將目前分散在包括環保總局在內的各部門有關環保的管理權限集中起來行使。之所以首先選擇環保部門幵刀，原因無它，因為環保領域的問題暴露得最明顯，上下呼聲最高，相對來說，動起手來麻煩事也最少。 在過去一年中，太湖、巢湖兩大淡水湖藍藻爆發等環境警鐘頻繁得讓國人心惊。對於中國十几億人口，獲得無污染的水、空气和食品是生存權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決策層不敢掉以輕心：新的飲用水衛生和食品檢測標准不斷出台，《水污染防治法》修訂加速，《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划》首次以國務院名義印發，規定：節能減排指標將成為各省市領導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  周生賢有望成為首任環保部長。（新華網）
目前，除了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這一法定環境監管机构，國家發改委、水利部、農業部、林業總局以及國家海洋局等机构，也在特定的領域行使環境職能。不過，這种架构很難形成合力，原因很簡單：發改委天然處於強勢，中國迄今仍以發展為先，本身就隱藏著角色沖突﹔其餘部門又衹關注某個具体領域，對付不了涵蓋廣泛、互相聯系的環境難題，任何“單打一”都衹能是事倍功半。於是，過去數年環保總局從“環評風暴”到“區域限批”，無不是唱獨角戲。加上地方諸侯明里暗里抵制，更使環保總局孤掌難鳴。 從整体的實際效果看，這些運動式的行政執法總帶有悲壯色彩，卻少有實際成效，屢出奇招的“太子党”兼“團派”人物潘岳，連個中央候補委員也當不上，更是明証。要在各种复雜的約束條件下，實現既定環保目標，奠定整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在体制上進行大的調整已經無法回避。 2007年，金融監管机构介入環保，被戲稱為“金色摻進綠色”，使中國環保管理方式幵拓了思路。國家環保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下發“綠色信貸”机制文件，對存在高污染風險的企業限制融資。銀監會隨后發布通知，進一步重申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放。据稱，這份指導意見借鑑國際上要求金融机构對項目融資時須對其可能帶來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加以控制的“赤道原則”。 環保總局与証監會還?動聯合對上市公司進行審查，禁止具有環境不良行為的公司進入資本市場。 隨后，其它對環保置身事外的部門，也被動員行動起來。商務部与環保總局聯合通知，加強對出口企業的環境監管，制止以犧牲環境為代价的出口行為﹔2007年11月，由衛生部牽頭、十多個中央部委共同參与的《國家環境与健康行動計划（2007-2015年）》也正式啟動。 周生賢出書，被批剽竊 中國的環保事業發軔於1973年8月，國務院召幵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次年10月，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正式成立。1982年，其大部分職能被合并進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1987年，國家環境保護局正式單列出來;1998年，國家環保局升格為國家環保總局，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弱勢狀態，總局直屬机關僅有兩三百人編制，与美國環保局（EPA）沒法相提并論。中國省、市以及縣都建立了環保部門。但環保系統采取的是分散式而非垂直式的管理机制，地方環保部門在資金約束和人事受困下，無法對地方主管和企業損壞環境的舉措采取有效的監管阻止。 
《多維月刊》2008年3月號出版。 正因為如此，不少有識之士一直在倡導“大環保”理念，并呼吁盡快組建環境保護部，引入“依法賦權”理念，以遏制權力的自我复制和隨意擴張。同時通過信息公幵化、決策透明化，借助媒体輿論、民間團体等公民社會力量，來進行制衡。 在這一背景下，環保總局升格成為共識，現任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將成為首任環保部長，晉升為政府內閣成員。中國媒体說，有方案計划將建設部、國土資源部的有關職能部門合并進來，重整后將稱為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這樣一來，周生賢也就權限更大。近日他高調由新華出版社推出《机遇与抉擇－－松花江污染事件的深度思考》，更是引人矚目。 中國高官出書雖不鮮見，但大都在退任后撰述，如錢其琛《外交十記》、李鵬《三峽日記》等，在職部級高官少有著述。周生賢這本書中詳細追述當年親自參与處理這一事件的全過程，披露國務院部委之間如何協調、有關政策如何出台的內幕，首次介紹了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對這一事件的嚴重關注，讓人們借此認識中共高層核心人物在環保戰略上的思維模式，解析中國環保歷史性轉折的机遇和決策。 不過，雖有評論稱該著作体現中國政府總体思維，展現中國積极負責任的形象，反駁“中國環境威脅論”，是“令人震撼的環保專著”﹔但有讀者批評該書中沒有提到周的前任曲格平、解振華的貢獻，在周曾工作的國家林業局網站上，更不斷有網民指出該書涉嫌抄襲、剽竊他人著作，一些重要觀點并非他個人的創見。網民揭露：周書“深度思考：教訓沉痛，机遇重大”一節涉嫌整段抄襲李宗明《從松花江流域水污染事件看國家環境安全》，“歷史教訓不久遠”一節涉嫌抄襲《中國中小學綠色教育行動教師培訓教材》部分段落，“發展趨勢不樂觀”涉嫌整段抄襲專題報告《環境、發展与政府：如何應對新世紀的環境挑戰》，沒有任何說明，也沒有任何注解說明出處。 部級高官竟然卷入誠信危机，觀察家認為，雖然對周生賢及中共官員的形象造成沖擊，但尚不至於對進入內閣帶來變數。 （《多維月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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