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双骏图盘。这件明万历年间的青花双骏图盘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盘底的图画中有两匹骏马而得名。这种风格的瓷器是欧洲商人最早来中国订制的外销品，欧洲人称为“克拉克瓷”，日本人则称作“芙蓉手”。因为在欧美地区十分流行，还曾经被欧洲人、日本人仿制。
3个半月建成博物院
广州博物馆资深馆员、原宣教部主任黄庆昌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中国博物馆的起步期。1929年，全国仅有10座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即是其中之一。
广州博物馆的兴建，肇始于当时的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他在1928年10月24日提交广州市第107次市政会议的提议中指出：“查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革命策源地之广州，自应极为创办。”这个提议在会上被通过，镇海楼被选定为馆址。11月6日，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即告成立，荟萃了谢英伯、丁衍镛、陆新翘、顾颉刚、辛树帜、司徒槐等众多文化名流，随即展开藏品征集工作。1929年2月5日起在镇海楼中布展：第一层陈列地质地图、标本、模型，第二层陈列动植矿物标本，第三层陈列动植物标本，第四层陈列古物、美术品,第五层参列革命纪念物和各国文史资料，以及孙中山先生的石膏像。
1929年2月11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开馆。从陆幼刚提出提案到开馆仅用了3个半月时间，效率惊人。开馆第一天，博物馆便迎来过万观众。
馆长月薪高达400大洋
“广州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历史纪录，是1946年的10月10日，入馆人数为24400人。”黄庆昌说。
当时的市政当局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不但各部门的主管都精选广东文化名人，而且所有的正式馆员，都列入了当时的公务员编制，馆长最高工资可以拿到将近 400块大洋，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数字，甚至勤杂工每月也可领得15块大洋。而且从史料记载中可以得知，鉴于博物馆馆藏有重要藏品，还专门派了四名“特警 ”日夜守卫。
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介绍，特别遗憾的是，当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广州方面曾经特别申请保留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部分牙齿作为纪念物供人们瞻仰。但在抗战结束之后，由于资料散失，这一珍贵纪念物已经不知去向。近来馆方又仔细清点了馆藏品，但也仍然没有找到实物。
不久前在与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交流时，对方表示他们馆中藏有一颗孙中山的牙齿。但是否即是当年广博所藏那颗，目前一时还难以判断。
东汉陶船模型为航海范本
虽然建馆不久，但是当时的广博很快成为国内着名的博物馆之一，成为外宾游穗的必到之地。意大利政府还特地派代表远来参观，这位代表看后，被馆藏陈列品和越秀山、镇海楼的景致深深打动，回国大力宣扬。为此，当时的教皇还特意向馆方赠送了一枚大纪念章，可惜在之后的动荡中，纪念章难觅其踪。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镇海楼被日军强占为驻地，设备被毁，藏品散失。1950年广州市政府接收藏品时，只剩下3000多件，其中居然有2000来件赝品。
197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库诺.克诺伯尔等8人为了验证古代中国人能否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建造了一艘长60英尺的木船，取名“太极号”，以灯芯草编织为帆，从香港起锚，沿日本海岸向东北漂去。船最终顺流漂到了美洲的阿拉斯加，为“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说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他们造船参考的范本，便是广州出土、曾藏于广州博物馆中的东汉陶船模型。着名学者李约瑟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也是因为在广州博物馆中看到了这艘东汉陶船，断定中国早在汉代已经发明了船舵，较之欧洲早了1000多年，因而能在2000多年前，便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他将之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类似的珍贵文物，在广博中还有不少。
藏品丰富馆舍不足
谋建新馆尚无下文
经过建国60年的发展，广州博物馆已经拥有了近20万件文物、图片、资料的馆藏。经过了数次大的整修和调整，其陈列方向也更加明晰。
但是目前横亘在广州博物馆面前最大的难题，是馆舍的严重不足。风光秀丽、建筑精良的越秀山和镇海楼虽好，却并不是特别适应博物馆的功能，3000来平方米的陈列面积对日渐增多的藏品和越来越高品位的观众来说，已经十分捉襟见肘，许多历史文化艺术品、文物考古成果、新征集的各类珍贵文物都得不到很好的展示和保护。不少文博界人士都表示，广州应考虑建设一个规模宏大、设备先进、品位高雅、富有岭南特色的综合性广州博物馆新馆。其馆址，之前曾考虑选在珠江新城，后搁浅。而以太广场和赤岗塔附近，也都是一时之选，但至今尚无定论。专家表示，参考省内外高水准市级博物馆的标准，如能有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将非常合适。但从现在情况来看，新馆的建设仍需要时间。
“补课”“开拓”两不误
“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想更多的还是‘补课’吧。”接收记者专访时，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表示，当年博物馆的初创者们有着非常超前而且宏远的目标，作为新一代的博物馆人，一方面要补上数十年来落下的功课，另一方面更要有不仅仅局限于广州的视野，“做面向国际的馆”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程存洁表示，近期广博重点工作之一，是配合市政府做好越秀山明清古城墙的修缮工作。越秀山城墙自600年前由明代开国元勋朱亮祖修建后，一直作为旧时广州的门户。目前城墙的修缮恢复工作已被列入了广州市文化方面要做的十件大事之一。完成后不但可以将博物馆的“镇海楼”和“美术馆”两大展区有机连成一体，而且更能体现广博当年初建者的良苦用心。“当时选定镇海楼为馆址，就是看中了它作为广州地标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建成80年后馆址未变，在国内博物馆中极为罕见。”
《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争议
2005年，英国学者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书中认为：1421年（永乐十九年），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澳大利亚，先于库克船长350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
该书共分7篇18章，包括导航星、洪保航线、周满航线、周闻航线、杨庆航线和葡萄牙继承荣冠等篇。孟席斯认为，郑和船队在第六次远航时到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最后到达了澳大利亚，实现了环球航行，但郑和本人没有亲历环球，是他的两个随从在第六次出航时把远航进行到底的。论据有三：一是各种地图、星象图、航海图等资料。二是当地的有关记载和遗留下来的遗物，比如他在佛得角上发现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表明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曾早于欧洲人到过此地。三是物种的相似。他表示，两位秘鲁专家通过研究，发现美洲土着人的DNA与广东人相似，同时明代皇宫里出现过袋鼠，而且中国还出现了美洲的玉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教授华林甫强烈反对这一结论。他说，目前历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肯尼亚，孟席斯的说法虽然新颖，但“推测代替不了事实。”
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毛佩琦表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很多历史学者惯用的研究方法，孟席斯虽然做到了大胆假设，但在求证方面还要做很多工作。
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表示，这本书勇于创新，“可以给国内历史界很大启示，研究的结论和视野也给中国人很大鼓舞。”对于该书的观点，他认为在孟席斯自己看来是自圆其说的，但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去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