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夏河街头的警车'中国媒体报道说，党的宣传部放宽了对'负面消息'的控制。政府显然认识到了，有关事件和示威抗议的消息不再象以前那样能够被封锁，目击者的报告经由互联网、博客、电子信和移动电话得以传布，照片也同时得到传播。境外的人权组织和中国国内的网民一样可以迅速得到这些消息。'
文章作者相信，中国当局对在华外国记者提供的新的工作条件也是促使中国媒体出现变化的原因之一：
'从去年起，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旅行和采访不受限制。如果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从中国向全球发出有关事件的实时画面，而中国政府自己对事件根本不加以报道，或是在数天之后才以删削过滤的方式报道出来，当然会很不利。国内外新闻报道的竞争在今年5月份的四川地震灾难中就首次体现了出来。中国媒体当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报道自由。灾民首次成为灾难报道的重心，而不再象往常那样是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救灾行为。中国政府或许现在已经看到，如果迅速将自己的版本正式传播开去，而不再只是从防守的角度出发对'负面新闻'做出反应，这是有用的。
'因掩盖而导致严重后果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生产商和地方政府刻意隐瞒相关事件，原因是丑闻正好在奥运会前期暴露，根据上面的指示，奥运会不能因坏消息而受到影响。其结果是，毒奶粉迟迟未能被禁止销售，4个婴儿死亡，数以千计的孩子严重患病。'
'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相信，对中国政府而言，新的新闻公开性也隐含着危险。文章就此写道：
'有关抗议和示威的报道有可能鼓舞其他地方的不满者也走上街头发泄愤怒。当局的非法霸占土地、腐败和对工人权利的侵犯，在在都有可能成为民众不满的原因。因此，现在还完全难以确定，目前的新闻宽松仅仅是一个探测气球还是一个长期转变的起始。'
相关新闻： 骚乱58岁的北京人张洪斌（音译）愤怒的在北京市政府门前高喊:“还我们的血汗钱！”上周三，北京上千名拆迁户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讨要拆迁费。张洪斌老人告诉德国福音新教通讯社记者，七年来，他们一直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索要赔偿，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徒劳的。
几小时后市政府门前又恢复了平静，这样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却经常容易暴发。德国福音新教通讯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领导人把发生的社会骚乱当成民众在政治上的挑衅。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整个中国正处于社会骚乱的又一高峰期。”
不仅是被剥削的房屋拆迁户和农民土地拥有者，产生暴乱的原因还有被不合理工资待遇剥削的工人。新近增加的抗议者中还出现了出租车司机、地产业主以及低迷股市中失望至极的股票持有者。这种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甚至已经波及到中国的中产阶层。
据福音社的报道中描述，上周二发生在甘肃陇南市因城市拆迁引发的暴力导致了1万市民手持斧子和铁棒穿过市中心游街示威。群众们担心搬迁后他们面临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问题。可几周来，当地政府官员对人民的诉求置之不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的各种社会不安定问题，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陇南市发生骚乱后即刻表示：“各地干警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认为：“持高不下的失业人群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隐患。”
现在北京有充分的理由为社会局势感到不安。原来生产玩具工厂密集的广东省现在也出现了社会动荡。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当地原有玩具工厂的一半被关闭，三分之一鞋厂也因为经济原因被迫搬迁。”到明年初那里将有270万人失业。据美国中文媒体报道，三家中国国家银行预计要在明年解雇约1万名员工。
在社会学家余佳荣进行的一项社会骚乱调查报告中显示，恶化的社会骚乱会加快、加速扩大警察与平民间的流血冲突。其间网民再通过照片、视频等手段让原来的局部骚乱继续扩大。专家警告：“如果类似的骚乱问题不被认真解决，国家会为此付出更大代价。”
北京抗议老人张洪斌知道，在和平示威下抗议者们被压抑的愤怒只是被暂时搁置。七年来，张洪斌每天到北京上访办投诉。在上访办门前他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和他有相同经历的同伴，为了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合理对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温暖的家。隐藏在抗议者痛苦背后的愤怒在一点点积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