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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史迪威“傲慢”蒋介石“翻脸”
2007-11-30
南方周末郭岱君、林孝庭／尽管宋子文在华盛顿努力积极游说，然而史迪威事件却对中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许多着作将此说成蒋史之争。最近解密的宋子文档案不仅记载了许多这一事件的细节，而且揭露出一个过去其他人都未曾提及的历史景观。1942年初，为了能有效地协调作战力量，盟军最高领袖们达成了一个联合指挥的方案，其中英国将军威斐尔(Archibald Wavell)将成为远东的“美英荷澳联合海上力量”(简称ABDA)成员国在远东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将是盟军在独立的中国战区里的最高指挥官，以对盟军“目前和将来有可能在中国战场运作”的陆、空军力量，行使最高指挥权。 宋子文当时已看到了这个新的指挥系统将是如何演变的。美国当时的决定，是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场上蒋的新伙伴。根据宋所取得的讯息，史迪威将监督并控制所有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成为蒋的参谋长。此外，史迪威还将在中国境内任何军事会议上代表美国发言，并且控制和主持滇缅公路的物资运送。 史迪威在1942年3月首次抵达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欢迎。宋的档案显示，就在1942年6月，也就是在缅甸战败的一个月后，蒋宋两人即已开始讨论是否要以一位更乐意支持国民政府战略、更积极领导盟军在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抵抗日军的美方人士，来取代史迪威。 蒋当时把他手中最精锐的两个师拨给史迪威用来保卫缅甸，结果却是一场灾难。1942年5月缅甸的陷落，意味着中国成了孤岛，与外界阻绝。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认定缅甸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太傲慢，无视蒋的建议，从而白白牺牲了蒋的两个师。1942年6月和1943年10月之间，蒋和宋数次考虑撤换史迪威。起初，宋敦促蒋表现出他不喜欢史迪威但仍然试图同他合作的态度，但是当宋后来坚持撤换史迪威的时候，蒋却拒绝了。为什么即使极度不喜欢他，蒋和宋对于撤换史迪威仍感到如此犹豫？ 刚开始之际，当蒋觉得很难同这个傲慢的美国将军合作的时候，他曾向宋抱怨，宋因而提议对白宫做工作，以便撤换史迪威，蒋却犹豫了。在一份1942年6月12日的电报中，宋对蒋的优柔寡断感到疑惑，他催促蒋说出对史迪威的真实感受，否则，宋在华府的处境将极为艰难。 宋是这样说的：“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之。钧座对史迪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迪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 四天后，在另一封发给蒋的电报中，宋报告说他已经从美国高层得到保证，要蒋提出要求，他们会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时提醒蒋，他确认史迪威在帮助中国取得美方军事援助时仍将产生作用。宋因而建议蒋对史迪威施加压力：“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愿意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官员亦同意史迪威应该服从于你，你尽可以把他当成你的部属，而不必把他奉为贵客。但是你应该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国军方的人脉关系，促使美方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蒋同意把撤换史迪威的想法暂时搁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将军和中国领袖对于处理问题的不同看法，仍然继续存在，两者关系越来越紧张，导致1944年两人彻底翻脸。他们之间的不同理念，主要归咎于四个因素： 首先，近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欢迎像美国这样的盟军来对抗日本，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并且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交往。史迪威对于中国现状与对日抗战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他看到中国内部持续战乱，他熟知软弱、腐败的国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国担任驻华武官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民主化和改革几乎不抱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欣赏中国老百姓的才能和创造力，他认定这些良好的特质被旧传统保守的国民政府所制约，难以被中国的领导人所采纳并加以利用。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务在于阻挡日军进入缅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缅甸，催促蒋提供更多的军事与人力资源。然而蒋身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需要保卫整个中国，而不能只单独考虑缅甸。第三，两人对于对抗日军的战略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挺住，以牵制日本大军。盟军仅体认到，一旦中国对日本投降，那么日军将会把其兵力从中国战场转移到其他地方，威胁盟军。 第四，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应付史迪威的过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蒋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挥官，给予他真正的威信，并对战果负责”。史迪威看不起蒋手下的众多将军。他向蒋抱怨中国军官的素质太差，认为中国将领能力乃“二流”，并告诫蒋如果他依然把大量军务交给这样的将军，“那将是白费力气”，且将会“在美英诸盟国之间，产生极为不良的印象”。 有如上因素，吾人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史迪威和国民政府领导层的关系是如此恶劣，而且越来越糟糕。在史迪威和蒋、宋的多次交手中，史迪威反复表示他对国民党将军的强烈不满，以及和他们之间的恶劣相处关系。宋的私档中处处可显示蒋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的。 早在1943年之前，蒋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加剧了，同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加剧。当蒋得知史迪威设法联系延安的共产党，并想邀请他们加入国军以对抗日军，蒋尤为恼火。蒋认为这个建议“太过分”，触碰到了他与国民党官员的禁忌，也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加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1943年，在讨论到使用美国空军于中国战区和利用更多军力为盟军收复缅甸这两个议题时，双方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蒋极力争辩空军用于缅甸也用于中国，而史迪威在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的大力支持下，强烈反对蒋的看法。 新近公开的宋档显示，随着蒋对史迪威傲慢和无知愈加恼怒，宋再一次游说华盛顿，试图撤换史迪威。在1943年9月29日宋对蒋密电中，宋报告说他已经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几份重要的协议，包括“不惜以一切代价”来撤换史迪威。当宋陪同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于1943年10月来到重庆时，他向蒋确认了这个“好消息”，并催促他立刻发电报给罗斯福。 但是蒋此刻再次改变了心意。考虑到史迪威和美国防部的深厚关系、他刚刚成为蒙巴顿将军的副手，以及中缅印度的战局，蒋仍决定留下史迪威。此时，宋感到莫大的羞辱和背叛。在10月中旬，蒋和宋两人大吵了一架。愤怒的蒋，据说把一只碗摔在地上，同样愤怒的宋，则重重地摔上门，离开了蒋的住所。 在后来的三个月内，宋形同被软禁在其重庆的住所里，不被允许参加官方活动，也不被允许回到华府，而且没有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尽管正是因为他在华府的努力，才使蒋得以参加此一峰会。1943年12月23日，宋以一种谦逊、克制和巧妙的方式写信给蒋： “两月以来，(文)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窃文之于钧座，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竞竞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无奈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之配合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也。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情，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扰，则文此身，虽蒙严谴，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敬叩钧安。” 这封信目前保留在宋的档案，见证了宋试图安抚蒋的努力。这封信有没有寄给蒋，吾人不得而知，但是宋于1944年春天起，恢复出席官方的活动。蒋拒绝撤换史迪威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他的犹豫极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了。1944年9月，蒋最后一次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许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蒋史之间的交恶，在1943年以后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对蒋的恶感，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恢复。 (注：本文属于作者授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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