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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命案探疑（3）
2007-11-27
陈小雅／不知为何原因，中国国内所有回忆与叙述文章，均没有提及汪东兴在田家英案中的作为，而海外出版物又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王力、戚本禹是受汪的派遣，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并进行了“抄家”----------------------------- （续前）关於“21日”说，田家英的好友、时任周恩来通讯秘书的梅行《对家英的一点纪念》也可以作为旁证： 【（“五一六通知”颁布）过后的第5天，即5月21日，那时还保密不准外传，恰好我在一个开会的宾馆结束工作，已经是晚上11点多，准备回家，忽然想起要给家英打个电话。当他知道我即将回家后，就说要同我见一面。临近12点，他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还拿出从宾馆买来的两瓶茅台，很想让他高兴一下，消除一下心中的积郁。但那天他似乎心情紧张，不想喝酒，很想谈谈当前的形势。当我告诉他彭、罗、陆、杨都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后，他开始有点惊愕，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接着他表示，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他参加革命后20多年的工作没有出什么错，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那时的心境已极不平静，当我送他下楼的时候，他还喃喃地讲他并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过了两三天，我同他总是联系不上，心中很是惶惑，但仍没有想到他在我们见面后的第2天，即5月23日，竟毫不留恋，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并献出了大量心血的世界。（同上书，第136页）】 从梅行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在5月21日是已经知道了关於田案的安排的，所以，他会“忽然想起”要给田打电话，还想对田来一点安慰。虽然，在整段文字中，他也没有说明，他们如何从谈论彭、罗、陆、杨的问题转向了田本人，但他这次择机向田透露一点风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但从田主动要求见梅，以及他们见面时田表现出的“紧张”心情，可以判断，这时??5月21日深夜至5月22日凌晨??田已经知道了对自己的处理，并且很可能已经与“三人小组”谈过了话。可以想象，为了安慰田，梅行很可能将喝剩的一瓶茅台让田带了回去。而田，正是用这瓶茅台给自己饯行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梅行所说的与田的见面时间，与前述戚本禹夜半会面的时间，已经形成冲突。如果我们相信，田家英没有“分身术”??不可能在已经受到监控的条件下，在同一时间分别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发生在两天的事情。 
1989年12月，杨尚昆为《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出版题词。（资料图片） |
但是，“21日说”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於，如果谈话和文件交割是在21日进行的，田家英是在5月23日自杀的，那么，在5月22日??星期天??的整个白天，在田家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何董边和孩子们竟没有关於这“24小时”的记忆？从胡乔木到逄先知，乃至叶永烈，为什么都采取了“22日说”？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人们的记忆出现了一个“24小时短缺”的故障呢？也许，王力记忆的谈话时间并没有错误，在三人谈话之后，当天的文件并没有交割完毕，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的白天。而三人谈话后，董边作为当事人的妻子，肯定会处在一个心烦意乱的状态下，於是竟发生整整一天的记忆空缺。而戚本禹由於事后坐牢多年，记忆的重构，是依据其它人的回忆建立的，所以，出现了他的时间记忆既与王力的（21日）说法吻合，又从旁“证明”了董边（22日）记忆的情况。 二、汪东兴的涉案深浅？ 此外，安子文在谈话中是否谈到要田“搬出中南海”？董边经叶永烈的转述是“有”，但王力、戚本禹的记忆均为“没有”。 依笔者之见，安子文既然谈到要田“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他不可能同时又要田搬家；从角色分工来看，此事的确也不归安子文管，而是归汪东兴管。但不知为何原因，中国国内所有回忆与叙述文章，均没有提及汪东兴在本案中的作为，而海外出版物又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王力、戚本禹是受汪的派遣，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并进行了“抄家”。请看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 【娴告诉我5月16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注：中国资料来源显示，汪东兴在5月22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点接受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间才结束。据报田在5月23日清晨自杀。）（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初版九刷，第450页）】 这显然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是否恰好透露出一个信息，在那个“逻辑时间”的空缺，恰好是汪东兴光顾田家的时间呢？ 再看罗冰对此的说法： 【1980年4月4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18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原载《动向》2002年三月号）】 在同一篇文章中，罗冰还说：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612）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多维月刊》2007年11月号（总第32期）出版。（多维社） |
这篇文章虽然对田的死因给出了两种说法，而且抖出了一个不存在的“朱国华”，但在汪东兴与田谈话的时间上，却十分一致。虽然，在罗文指出的时间内，汪东兴也不可能分身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永福堂，但是汪的谈话，而不是安子文一行的谈话，与田的死因关系更密切，却是可以想象的。而且，田在这一天对汪所表示的“气愤”，很可能就是他与梅行所说的内容。晚上已经讲过一遍，白天再讲一遍，思维无须飞跃，语言更加流畅。 目前，我们很难证实，汪东兴是否在最后时刻，与田谈过那些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汪的光顾，肯定谈到了搬家的问题。不然，董边关於“搬家”的伤感记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据王力回忆，当时，汪东兴的确以中南海要修马路为由，统一布置了一批人搬出园外。这些人虽然并非都是涉案人员，但可以肯定，至少也是“失势”的人。他们包括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王稼祥、胡乔木、张际春、张子意、李卓然等。其中胡乔木在搬出中南海以后，在使馆区东郊民巷找到一处不错的独院，虽然离“天子”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可以放下很多的书。 但是，如此一来，如何解释在董边的记忆中，这个搬家的命令，是安子文传达的“印象”呢？笔者认为，董边所说“搬家”之事，很可能是5月21日晚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传达田家英问题会议以后，在董边“失去记忆”的5月22日白天发生的。以后我们还将谈到，作为一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党员，董边对党内历次斗争大概已经有了某种适应性；而作为一个与丈夫感情失和的妻子，此时对丈夫的处境并没有抱以十分的在意，但作为一位天生对於住房问题具有特别敏感的“孵蛋族”，她很可能将这后一个??令她更刻骨铭心的??记忆，与前一天的消息一并“打包”库存了。 当然，所有国内文章不见提到汪东兴的缘由，很可能与党的《历史决议》有关，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汪东兴的行为，与毛泽东的决定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代毛受过的王力和戚本禹可能倒是看开了，因而，其回忆的可参考性，甚至高於田的亲人或好友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为刘少奇的亲信组织部长，在中央没有对一个干部下结论之前，按照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安子文的谈话只可能限制在停止工作和闭门思过的范围内。但主持过江西苏区打“AB团”、延安“抢救运动”的毛派草寇出身的人整人，自有一套阴狠的不成文的办法。那就是从冷冻、软硬兼施到步步紧逼，最后把人逼到死角的“御人术”。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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