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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东晓：贺梅的问题不只是难住了贺绍强
2007-03-29
岳东晓来稿／贺梅第三次与父母见面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Chinese women are very mean？”据说，贺绍强在女儿质问面前支吾其词，而罗秦幸好可能没听明白。这个问题给贺家的心情带来了不少阴影。贺梅与父母的前两次见面都很顺利，心理医生叫贝克太太离开之后，贺梅就跟父母、弟妹相处得很融洽。想不到第三次见面却出现了较大波折，贺梅好长时间不愿意进去，贝克也不走，最后心理专家要求贝克离开之后，才说服贺梅进去与父母见面。会见之后，贺绍强与我商量，我认为贺绍强、罗秦作为父母，应该在所有可能的场合行使父母权，包括学校、医院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心理专家并没有被第三次见面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同意了贺家的建议，贺家得以能够建立与女儿更紧密的联系。监护权移交可望顺利完成。 早在2002年我曾多次写道贺梅案建立的案例法将对华人的父母权有很大影响。现在田纳西最高法院恢复了贺家的父母权，是否以前法庭判决建立的恶劣先例就完全消除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要剥夺父母权，需要分两步进行判断，首先需要判断父母是否不称职，然后才判断剥夺父母的父母权是否对小孩最有利。田纳西上诉法院的判决首先确认贺家蓄意四个月不探视小孩，构成蓄意遗弃。然后进一步断定剥夺贺氏父母权对小孩最有利，这个“最佳利益”的证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状况，也就是说对所有中国人都是适用的。 我们在向田纳西最高法院上诉的时候，推翻了第一步判断，证明了贺家根本没有蓄意遗弃小孩，所以田纳西最高法院不需要也没有对第二步判断做结论。也就是说，田纳西最高法院并没有推翻上诉法院根据中国的状况得出的剥夺父母权对小孩最有利的结论。 有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说，田纳西最高法院不是明明说了中国的条件与贺梅案监护权之争无关吗？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解释贺梅案的核心法律思想。 贺梅案的结果有几种可能情况，对应的法律操作就像流程图一样。 1）贺家蓄意遗弃小孩成立，那么接下来贝克必须证明剥夺贺氏夫妇的父母权对小孩最有利。 2）贺家蓄意遗弃小孩不成立，那么剥夺父母权的先决条件不存在，根本不需要考虑剥夺父母权是否对小孩有利的问题，接下来就是监护权的问题。 a)如果1999年签的监护权文件仍然有效，则贺家必须证明贺梅回贺家对贺梅最有利才能把贺梅要回来。 b)如果1999年签的监护权文件已经无效，则贝克必须证明贺家会对贺梅造成相当的伤害(substantial harm),否则贺梅就必须无条件回贺家，不需要考虑小孩的最佳利益问题。 关于我们如何成功的运用法律，直接达到了上面2（b）的结果，可以参看作者写的“贺梅案背后的故事”等文。但很显然的，田纳西最高法院关于中国条件的结论只适用于父母与非父母之间争夺监护权，而父母没有放弃监护权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考虑最佳利益。也就是说，在需要考虑小孩最佳利益的情况下，田纳西上诉法院基于中国的条件而做出的结论依然有效。 网上有人说，我们在贺梅案里制造民族主义争端。但这样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贺梅案的支持者中美国人很多，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还写过一篇“美国人的正义感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文章。贺家的支持者都是出于维护人类最基本权利的正义感。但是贝克方企图把贺梅案变成中美的文化、民族之争，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正视对方把案件民族化、种族化的企图并反对这种企图和消除其恶劣影响，是所有支持贺家的人（包括很多美国人）一直在尽极大力量做的事。 尽管我们取得了贺梅案的最终胜利，但田纳西上诉法院关于中国条件对小孩不利的结论可能还是作为案例法被建立起来了。 “中国女人是否很MEAN”？贺梅的这个问题不仅难住了贺绍强，也难住了所有的中国女性，包括那些同情、支持贝克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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