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在中央黨校舉行的高級官員會議上，胡錦濤發表了為十七大定調的“6·25講話”，《人民日報》連發八篇評論員文章加以全面闡發，意在消除雜音、統一思想，開一個平穩而風光的十七大。然而，胡錦濤的余音還在裊裊，《人民日報》的闡發還未發酵，中共黨內的民主派和毛派就先後登場，胡溫中央遭到左右夾攻。 因為，今日中國早已告別了黨魁一言堂的時代，無論是黨外還是黨內，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必然帶來多元的聲音，即便中共極盡打壓、封鎖、灌輸、誘導之能事，也無法把全民全黨的思想統一到黨魁的講話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這種多元化在中共內部的日益醒目，已經成為今日中國的政治風景之一。特別是那些已經離退休的黨內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觀點都不同於現任當權者，不時地發出批評性的聲音。 與此同時，現任官員的價值觀也不再是鐵板一塊，大多數官員奉行私下一套而表面另一套的犬儒策略。即便是官員們的公開發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了，有些官員甚至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比如，談到中國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長肖楊的言論顯然比公安部長周永康開明得多﹔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喜歡談“協商民主”，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喜歡談“和平崛起”，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一直是憲政民主的提倡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一直堅持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提出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共軍中將劉亞洲經常在網上發表出格的異見，前衛生部副部長公開抨擊中國的醫療改革，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公開說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名言……等等。 民主派要求進行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 《炎黃春秋》2007年7月號發表了山西省委黨校教授吳敏先生的文章《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及其實踐》。該文以鄧小平在八十年代關於政治改革的幾篇講話為尚方寶劍，重提1987年趙紫陽主持的中共十三大留下的政治改革遺產。作者說，早在二十多年前，鄧小平就設計了一幅科學、嚴謹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然而，由於受到中國六四和蘇東劇變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影響，六四後的中共政權便將鄧小平的政改藍圖和時間部署暫時擱置起來了。現在，著手完成鄧小平的未了之願，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是新一代中共義不容辭的重大責任，也是對鄧小平在天之靈的最好慰籍。 文章雖然列舉了鄧小平政改藍圖的九個方面，但其核心卻是趙紫陽在在十三大過後已經著手進行的黨政分開，也就是從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獨裁體制入手，改變權力集中在黨委、黨委權力集中在書記的一言堂體制。這樣，就必須把黨政分開放在政改的第一位，逐步改變“以黨治國”和“黨權高於一切”的現行政治制度。 文章警告說，政治改革是一場矛頭直指傳統政治體制“總病根”的攻堅戰，而長期擱置鄧小平的政治改革藍圖，一直不對傳統政治體制權力過分集中的“總病根”發起進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經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文中最為意味的內容是對1987年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進行的政治改革的高度肯定，似乎是有意配合田紀雲對趙紫陽的稱贊。比如，文章列舉了十三大後黨政分開改革的方方面面：1，轉變黨對國家的領導方式，劃清黨權和政權各自的職能，理順黨組織與國家政權機關、企事業單位、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2，在實行黨政分開的改革中，明確中央、地方和基層所應採取的不同方式，先從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後擴展到基層﹔3，調整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撤銷各級黨委中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專職書記、常委，撤銷黨委機關中與政府機構重迭對口的部門，撤銷政府各部委的黨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再處理法紀和政紀案件，企事業單位黨組織逐步改由所在地方黨委領導。 作者關於政治改革的設想極為清楚：打鄧小平的政改旗號是虛，回歸紫陽政改之路為實。也就是說，今日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繼承八十年代的優良遺產，從20年前趙紫陽啟動的黨政分開做起。 中共毛派對鄧小平式改革和三個代表的激烈抨擊 7月12日，在“毛澤東旗幟網”上，發布了中共毛派馬賓等十七名離休部級官員《關於對山西黑磚窯等問題的認識和關於十七大的建議》。他們痛陳跛足改革造成的種種弊端，激烈批判鄧小平式改革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甚至聲言已經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邪路：“現在中國進行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改革，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改革。如果十七大還是這樣堅定不移地、毫不動搖地走下去，葉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會出現，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馬上就會到來。”。為此，毛派建議胡溫中央： 首先，在黨章中恢復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糾正關於“兩個先鋒隊”的錯誤提法和允許資本家入黨的錯誤規定，徹底廢止“資本家入黨”的政策，用開除或勸退的方式將已經入黨的資本家清除出黨﹔ 其次，要求中央領導高舉馬、列、毛的偉大旗幟，在十七大之召開之前掀起一個學習馬列毛理論的熱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開展對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開展全黨的大鳴大放，保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秋後算賬，不‘雙規’，不坐牢，不軟禁監視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殺頭，不牽連親屬、朋友。使大家敢講真話，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貢獻寶貴的意見。” 最後，在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建議結合七中全會和十七大進行的情況，盡量對候選人的安排預案進行必要的調整，像黨的七大那樣，經過幾上幾下，最後按黨章的規定差額選舉來決定。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由十七大全體代表或中央委員會差額直接選舉。 關於中國未來改革的路徑選擇，左右兩派的觀點針鋒相對、形同水火，正好與知識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之爭相對應。如果說，民主派對政改的公開呼吁，是以鄧小平八十年代的講話為尚方寶劍，直指黨權至上的獨裁制度的話，那麼，毛派對鄧小平式改革的激烈抨擊，則是以毛澤東亡靈和中共意識形態正統為保護傘，要求回歸正統意識形態和毛澤東體制。但出人意料的是，二者都要求擴大黨內民主，毛派甚至建議總書記和中央常委應該十七大全體黨代表差額直選產生。 毛派要求黨魁的差額選舉，的確是件新鮮事，在近年來毛派的多封萬言書中還是第一次提出。而在以往的歲月裡，隻有黨內民主派的政改建言才多次提出更高層次的差額選舉。有人說，毛派的這種舉動，顯然是受到越南共產黨進行政治改革的影響，是毛派的進步。但在我看來，毛派在這封公開信中出此“新意”，並非是因為他們真的相信民主，而是為了與民主派爭奪“民主旗幟”或“話語權”。所以，為了搶旗，毛派才能自相矛盾，全然不顧整個建議書的陳腐立場，不顧充滿了斗爭哲學和仇恨語言的文革遺風，不顧堅持一黨獨裁與擴大民主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炎黃春秋》上的趙紫陽照片 在《炎黃春秋》2007年7月號上，除了發表了吳敏先生的《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及其實踐》之外，還發表了另一篇更受矚目的文章——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先生的《國務院大院的記憶》，公開贊揚長期被封殺的前總書記趙紫陽，還配發了趙紫陽的一張照片。 田紀雲回憶了八十年代國務院機關的工作作風，文中指出，在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任人唯賢，五湖四海”，“艱苦朴素”，“一絲不苟”。他特別強調： “趙紫陽一貫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講排場。……他嚴格要求干部保持艱苦朴素的作風，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在位期間，從未對自己的住宅、辦公室大興土木購置貴重高檔用品，一切從儉，不浪費國家一分錢。”“領導外出，輕車簡從，與陪同人員同坐一輛面包車，談笑風生，邊走邊談。經常途中停車，到群眾家裡、到工地現場、到車間班組看望群眾，了解情況，獲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嚴，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現場，不要地方當局事先導演。” 雖然，田文對趙紫陽的贊揚，僅限於國務院的工作作風方面，也符合胡溫政權的親民路線和加大反腐力度的“政治正確”，並未涉及趙紫陽主政時期的政治改革、趙紫陽在八九運動時期的作為和六四後被軟禁至死問題。然而，“趙紫陽”三字本身就是中共的忌諱。因為，趙紫陽的名字緊連著六四，他是因反對太上皇鄧小平的屠殺決策而下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現出的政治良知，是中共建政以來最高決策層中的最大異數，也是必將載入中國自由史冊的標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來，趙紫陽被中共官權視為“叛徒”，他的名字變成敏感的禁區，已經在大陸媒體上消失多年。即便趙紫陽的亡靈，也讓中共現政權極為惶恐：前總書記在軟禁中去世，官方沒有舉行正規儀式悼念不說，即便民間的自發悼念和追思也要受到官權的壓制。 所以，《炎黃春秋》敢於突破敏感的禁忌，公開發文稱贊趙紫陽並配有照片，在大陸媒體上尚屬首次。更何況，該文還是前副總理公開贊揚被軟禁到死的前總書記，讓外界產生善意的聯想或期待，並不讓人奇怪。 但是，聯想和期待並不等於現實。在我看來，如果把此文解讀為啟動政改或解決六四問題的征兆，那麼外界的善意期待必然很快落空。以胡溫上台以來的作為而言，趙紫陽的名字和照片在大陸雜志上的首次出現，並不意味著中國政治氣候的轉暖或十七大將啟動政改。正如2005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也曾讓海外輿論熱炒了一陣，但至今見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征兆。所以，這樣的政治開明秀，不過是胡溫政權的花拳繡腿，其最大的意義，是胡溫政權對胡耀邦的良好聲譽的機會主義利用，以此來籠絡黨心民意和塑造開明的國際形象，而與啟動政治改革或解決六四問題完全無關。 我要強調的是，外界很少注意到，《炎黃春秋》公開發表田紀雲贊揚趙紫陽的文章，與胡溫政權召開紀念胡耀邦座談會完全不同，決不能從官權的角度來解讀，而隻能從民間自發拓展言論空間的角度來解讀。《炎黃春秋》的文章絕非高層授意的行為，而是這本民間聲譽卓著的開明雜志的自發努力，是田紀雲的良知和雜志的勇敢一拍即合的產物，是民間爭取言論自由對中共言禁的又一次巧妙突圍。而境外媒體之所以更多地從官權的角度提出問題，就在於它們在觀察中國問題的時候，養成的眼睛向上的習慣性思維。 如果從民間的角度解讀《炎黃春秋》所為，那就不會感到奇怪或驚喜。因為事實上，自新世紀以來，《炎黃春秋》就不斷地通過自發努力來測試中共言論管制的界限，不斷地發表離退休黨內開明派的言論。特別是在政治改革的問題上，該雜志總是扮演突破言論禁區的先鋒角色，發表過許多突破禁區、針砭時政和呼喚政改的好文章。就在今年《炎黃春秋》的2月號上，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先生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借助於胡錦濤和溫家寶關於“民主”的說辭，提出並論証了“隻有民主能夠救中國”的命題。此文一經發表，不僅引發海外輿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普遍關注，而且引發了國內關於中國未來政治模式選擇的大討論。 但是，在我閱讀《炎黃春秋》的記憶中，謝韜先生的文章並非該雜志最為大膽的突破，最為大膽的突破是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後不久。在《炎黃春秋》2003年1月號上，發表了李銳先生《政改建議書》，其核心內容是敦促新上台的胡溫政權啟動政治改革。眾所周知，無論是在職還是離職，李銳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稱且歷經磨難，在延安整風、1959年反右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運動中，先後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肅，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審查，還在被囚於秦城大牢7年。他在離開官位後，一直致力於對毛澤東時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別是在六四後的十八年中，面對政治緊縮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與李慎之等老人結成堅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盡快啟動政治民主化。 《炎黃春秋》之所以敢於並善於打擦邊球，一是因為有一批老資格的黨內民主派坐鎮，中宣部不敢輕易封掉，因為查封《炎黃春秋》的政治成本太高，弄不好就會象今年年初的禁書事件一樣，讓胡溫中央既難堪又無奈。二是今日中國畢竟不是毛澤東時代了，無論是黨外還是黨內，價值多元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非黑即白的言論管制早已無法維系，言論的灰色地帶不斷擴張，讓開明媒體、黨內民主派和自由知識分子能夠在打擦邊球的游戲中生存下來，也讓中共言論管制效力不能不逐漸弱化。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和快速普及，為中國人爭取言論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來越多的勇敢者通過網絡進行自由言說，言論監獄的“漏洞百出”已經無法修復。 權利意識覺醒的大陸民間已經意識到，與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賜，遠不如致力於民間自下而上的爭取，自己爭來的自由就將永遠屬於自己。正是在民間的自發努力下，通過開明媒體的一次次突破言禁的嘗試，通過民間對打壓異見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禁邊界才一點點退卻，民間的言論空間才一寸寸擴張。 在今日的國際大勢和國內民心的情況下，推動中國的新聞開放和言論自由，實乃推動中國社會穩定轉型的首要目標，黨禁可以緩開，但開放言禁卻刻不容緩，言禁一開，自由中國必定降臨！ 2007年7月18日於北京家中（《爭鳴》2007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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