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为大家介绍《反右“阳谋”起因》。 1957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反右运动”。中国官方说，当年的右派分子借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之机攻击共产党。毛泽东说，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要“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毛泽东还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于是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被迫起来反击右派的进攻。最后，“反右运动”以几十万人被打成阶级敌人而结束。 事实究竟如何呢？ 三个重大事件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对中国的这场反右运动产生直接影响。 第一件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残酷打击异己和大搞个人崇拜的问题。这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件是东欧共产党国家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1956年6月，波兹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结果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工人走上街头，并且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的口号。后来，抗议虽然受到血腥镇压，但是还是以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重新上台结束。 第三件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波兹南事件”即将结束之前。1956年10月22日和23日，受到波兰人鼓励的另一个东欧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集会，反对匈牙利遵循苏联的模式，反对苏联控制。以1万多名大学生为首的几十万匈牙利人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游行，高呼“俄国佬滚回去！”。在压力之下，被苏联整肃掉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复职。 但是苏军大规模入侵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纳吉在11月1日宣布匈牙利中立，并且请求联合国帮助保护匈牙利的中立。匈牙利人在首都布达佩斯顽强抵抗了苏军的进攻，但是没有能够阻止苏联17个师的20万大军。结果，大约两万名匈牙利人伤亡。20多万人逃往西方。纳吉后来被处死。 占据毛头脑的是阶级斗争 这三件大事使毛泽东联想到中国的局势。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博士说：“1957年开初的时候，形势对毛乃至整个中共是不利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中国全国发生罢工1万多起，发生罢课1万多起。” 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说：“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占据毛泽东头脑的是阶级斗争，巩固政权的问题。在11月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所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集中在要把中国的反革命都搞掉，以避免出现像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那样的问题。”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毛泽东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1956年，毛泽东所说的“蚂蚁”是谁呢？ 在1957年1月的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毛泽东在会上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归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阶级，当时大约有800万人，“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 统一意识形态 毛泽东没有认为当时罢工的工人和罢课的学生是中国的“蚂蚁”，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并没有闹事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这其中有更深层的原因。 1956年之前，中共的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镇反运动镇压了一切可能通过武力反抗共产党的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企业主的财产控制权。毛泽东下一步想干什么呢？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认为：“把一些政敌，就是国民党这些政敌弄下去以后，1956年工商业改造就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下一步就是思想的国有化，也就是说，要统一意识形态。” 然而，要统一意识形态，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并不容易对付。毛泽东早在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是“反动知识阶级”，包括一部分留学生和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第二类是多数“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第三类是“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於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 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层次越高的人，毛泽东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识层次最低的“小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是“朋友”而已。 一步步抛弃他们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认定，反动派知识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中产阶级右翼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2003年在《回首十年说批毛》一文中记述了他采访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的情况。金钟写道：“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47年10月27日由中共副主席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阴谋的指示》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文件时加上了一段话说：“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但是，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电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 斯大林的意见迫使毛泽东放弃了很快就抛弃民主党派的想法。但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认为，毛泽东早就有一个扼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战略蓝图。 陈奎德说：“在1949年，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间已经非常敏感地把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为美国人‘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所瞩望和经常企图争取的’人，从而已经把他们打入了怀疑和整肃的范围之中。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者’。所以很早毛泽东就要在中国要把所谓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自由主义，要把它扼杀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之外。这是他预定的一个战略。一个大体上的蓝图是有的。”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毛泽东说，要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毛泽东强调：“......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对于工人、农民，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争取他们拥护共产党，但是他显然对获得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拥护没有多少信心，也并没有想在这方面努力。对于他们，毛泽东最多是希望他们“不反对我们”。 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密切合作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共党内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出现过分歧。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2月到3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在1958年3月，毛泽东说，中国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由于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长期看法，在1957年发起以他们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从1957年3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实施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计划了。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显然使用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毛泽东提出党内整风。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博士说：“本来是准备1958年搞整风的，毛就在57年3月份就说要搞整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态度极为诚恳。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了准备整风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 接着，毛泽东开始南巡，到处鼓动“鸣放”、提意见。丁抒说：“在3月份，他一路上从北京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到杭州，一路就讲，他说，“我一路上成了‘游说先生’”，就是鼓动“鸣放”。......开始很多人还不敢说话嘛。但是架不住千呼万唤啊，于是有些人就慢慢开始敢说话了。”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使共产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进一步完善领导制度，妥善解决党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矛盾。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磨刀霍霍。早在整风和“鸣放”之前，毛泽东就已经设好了圈套。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说，毛泽东在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们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他又设定了具体的数字，大省5万，中省3万，小省1万，准备他们闹事，年终结帐。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合起来也就是 100万左右，而最后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果然就是100万。 事情正在起变化 当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刊登“鸣放”言论不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计划。毛很不满。 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说：“开始邓拓还不肯登嘛，就是《人民日报》社社长。毛泽东有一天把邓拓、胡绩伟叫到他的卧房里，坐在床上，按照胡绩伟的说法就是像骂孙子似的骂邓拓。毛泽东就很愤怒。我到处讲的话，你为什么就不登？邓拓只能乖乖地听着，回去就说，登登登，一字不改，全都登，所以从4月底开始到5 月初开始登‘鸣放’言论。这个时候还没有敢说很激烈的话，批判中共的。” 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杀气腾腾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大约占1%、2%、5%到10%，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 毛泽东特别点到民主党派、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和工商界。他说：“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毛又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毛泽东还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中国当代史专家丁抒说：“5月15号，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没有马上向全国散发，但是在高层内部散发了。最晚在5月18号，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就已经得到这个信息了。大概在5月21、22号，中央广播事业局就传达了这个内容。大概在5月25号左右，清华大学党委就已经得到这个报告了。所以在5月15号以后的“鸣放”都是在劝诱的情况下，引导的情况下逐渐逐渐放出来的。当然言论是有逐渐趋向激烈的情况，就是对共产党的批评越来越大胆了。” 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 5月14日到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强调说：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毛泽东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反动面目，要逐步孤立右派。 与此同时，从1957年5月中旬到6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几十次召集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鼓励大家“鸣放”提意见，要把这些人暴露出来。 丁抒介绍说，毛泽东早在4月份在一次会议上就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他们攻一年，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他们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些知识分子害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有一点道理。我们主张放。这不叫‘诱敌深入’，这叫‘自投罗网’。 不幸的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此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向毛泽东撒开的“阳谋”大网里头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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